用心而已

責任就是在對的地方用心

縣市長和立法委員選舉後，社會仍然是一片亂象。這沒有什麼好奇怪的，因為亂源沒除，怎能平靜得下來？至於亂源為何？政治人物通常指責媒體是亂源，但平心而論，政治人物才是真正的亂源。

這絕不是身為媒體的一分子，自己護短，把責任推給別人，因為道理很簡單：很多政治人物只圖黨利、私利，枉顧社會大眾的整體利益，興風作浪，無所不為，把國家搞得烏煙瘴氣；某些不能自制、不知自律的媒體，固然隨聲附和，添油加醋，助長了惡風，但基本上壞事還是政治人物做的，他們「罪魁禍首」的責任是賴不掉的。

舉例來說，民進黨籍立委林重謨辱罵立委當選人陳文茜，話說得那麼粗俗，那麼不堪，實在駭人聽聞。因為事屬罕見，所以媒體廣為傳播。這事如果只把它侷限在「罵人」上的私人言行範圍內，也就不難解決；但政治人物把它的意涵橫加擴張，復以黨團和黨部不理不睬，周伯倫又在傷口灑鹽，三位民進黨立委反對把案子送到紀律委員會，遂使事情愈鬧愈大，對個人、團體和社會的傷害，也愈來愈難補救。

一般人要求新聞界自制，要求新聞界節約使用權力，每每提出「社會責任論」。也就是說，新聞記者的工作對社會影響很大，所以不能違反它對社會的責任。

美國＜時代＞雜誌和大英百科全書公司共同捐款21萬5000美元，於1942年12月，在芝加哥大學成立「美國新聞自由委員會」（Commission Freedom of the Press），研究新聞界的有關問題。委員會由芝大校長霍金斯為主席，十三位委員均為哈佛大學、耶魯大學、賓州大學、哥倫比亞大學及芝加哥大學之院長、系主任及哲學、法學、政治學、歷史學、社會學、人類學等之第一流教授。

另外聘請四位外國著名學者參加，我國的胡適博士是其中一位。委員會於1947年提出研究總報告書，書名為＜自由而負責的的新聞事業＞（Free and Responsible Press），從此以後，新聞界就有了「社會責任論」的規範。

如果說，新聞界的作為對國計民生影響甚大，應時時刻刻想到對社會的責任；那麼政治人物的影響更大，他們更應有社會責任感，才能與他們的權力相當。南非共和國白人總統代克拉克，當國家政權移轉給黑人統治時，戴克拉克自願為他的黑人對手曼德拉做副總統，以求南非能平穩過渡，希望南非人民，無論是黑人

還是白人，都能繼續過好日子。

政治人物服膺「社會責任論」，大概無過於戴克拉克者。他把國家同胞的利益，置於個人的利害之上。求諸今天的台灣政壇，不知能否找到這樣的人？

出處：遠見雜誌 2002年 1月1日 第32頁